你所不认识的儒家：从孔子，到理学、心学，再到身学（一）

儒家和其它精神传统相比，一个具有本质性的独特品格在于儒家是以生命之无限可能为出发点的，而不是以生命必然结束，人之必死为出发点的。在儒家看来，死亡不是关键，生才是关键，才是生而为人应该全力以赴的事情。

相比较之下，基督教、佛教等精神传统是以人之必死为出发点，并预先对死后的境界或状态做出某种解释，比如或上天堂，或下地狱，或进入好或不好的轮回，或者作为非肉身的形式从轮回当中彻底解脱。

只是，在儒家看来，这些都是未必如此的猜测，是一种人为的意见。如果让这样的一种猜测或意见主导自己的整个生命，势必会让自己生命的方向和重心发生偏差，同时也捆绑了自己的手脚，限缩了自己的视野，放弃了生命本有的可能性。

这样人为的意见如果在一个社会上占主导，甚至成为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础，那是一定会与生命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产生冲突，迟早导致冲突、战争、暴乱、衰退。

人之生命具有潜在的无限发展之可能，这早在儒家之前，即以“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想存在于易经之中，并成为后起之儒家的基本意识。

道家同样以“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为主旨，但是相较儒家以人为重点，道家以天道为重点。二者一阳一阴，在中国思想史上此起彼伏，交相辉映。

儒家以人为重点，而人是“道”的自觉，所以谈人道一定包含天道。王阳明认为儒家兼融道家，甚至也兼融佛家，是有根据的。尽管如此，不妨以儒家为阳，道家为阴，如人分男女，方有全体大用。

人之生命，包括身和心、肉和灵在内的整体之生命，有无限发展之可能，在儒家思想史上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充分和全面地阐明了的。其内涵是在历史上一步步展开和呈现的。

作为儒家的创立者，孔子基于易经里头“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出一个因为和天地之道相通而有无限发展潜能的“人”的观念。这就是“仁“。

“仁”是对生命的整体感受和整体认识，是对生命具有无限潜能的肯定，无法被归约为某种理论。虽然孔子没有直接指明这一点，但仔细考察他的言行和观点，以及孔子之后儒家的整个发展史，我们完全可以得出此种结论。

肯定生命，并以成就生命的最大可能为人类一切活动的目标、意义和方向，构成了儒家传统的核心主旨。

其内涵究竟是什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则要受到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的制约，需要一代代忠实于生命本身的儒家学人去一点点地发展、突破。这是儒家思想史的大脉络。

就其大端而言，笔者以为儒家思想从孔子立教以来，逐步发展，直至宋明而有朱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两大高峰的并立。

但是，这两大体系都有过于强调理性和心性，忽略身体，偏离了儒家“修身”之根本的弊病，从而有明末清初的儒家思想的反动，如王船山提出“天下惟器”，“心物一体”、“身心一体”的观点。

明清之际的其它思想家的思想特色都与此一脉相承，清晰地显示了整个儒家思想在理学和心学之后的重大转向。

比如颜习斋重视富强经济之道，反对离开实际事务去空谈虚静、读书，戴东原重视人之欲与情，认为不可把天理与人欲做过于严格的划分（“理者，存乎欲者也”），以及章实斋主张以史学代替经学，都显示了近代儒家从重视天理心性，转向重视身体，重视与身体直接相关的经济实务及相关历史条件和事件的趋势。

只是，这一儒家思想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因为清政府推行思想专制，以及接下来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被打断。中国的思想界走上了几乎全盘西化，生吞活剥西方的科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道路。

当今时代，在相对充分地理解了西方的科学、哲学和政治思想之利和弊之后，我们可以更好地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接续儒家传统100多年前被强行中断的发展进程。

这个新的发展进程，在笔者看来可以称为儒家的“身学”之发展阶段。笔者将以本文大略描述儒家从孔子，到理学、心学，再到身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动力，并勾勒身学的基本思想。

我们且先回到孔子。虽然就生活之经验而言，几乎人人都无法否认，死亡是不可避免之结局，孔子却拒绝把时间花在对死亡的玄思之上。当弟子子路向他请教这个话题，他不屑一顾地说：“未知生，焉知死？”

把心思用在生上面，生就有无限之可能。把心思用在死上面，生的可能就大打折扣。

儒家的思想家们难道没看到死吗？他们当然看到了。看到了，仍然用全副的心力去活，去尽人所当尽的本份，生的无限可能性才会一步步成为现实，人文的薪火才会越传越亮。这是一种何其勇猛刚健的精神！

孔子是有着强大生命直觉的人。他对生命的看法是如此朴素，直接，整全，一点儿也不故弄玄虚。朴素到他说的话听起来似乎就是些日常的道理，以至于德国大哲黑格尔会不无轻蔑地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上的训诫。”

但是孔子对自己所奉行的道是有着高度自觉的，所以才会终生奉行不渝，一以贯之。《论语》里记载当赶路的子路对守城门的人讲自己是孔子的弟子的时候，守城门的人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知其不可”是孔子给无知者的印象。对孔子自己来说，人只能这么活。这是生命的必然方向和需要，是生命不致于堕落、走向虚无和衰败的唯一可能。其它一切都只有服务于这一方向和需要才有其意义。

这就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他以极为朴实无华的方式开创了大概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彻底的人文传统，为后人树立起了一个以“人”本身为最终之价值依归的人文主义者的典范。

正是因为孔子的思想以人本身为价值之依归，而不是某种抽象的道德标准或理论，他将自己与伯夷、叔齐这些贤人隐士相比之时，会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当我们回到生命本身，一切理论、观念、道德标准，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是因时因地而有其有效性的，不是绝对的命令。

在生命面前，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可逾越的禁地。

孔子开创儒家传统，只是开创了一门学问，一门关于人，关于生命，关于人文的学问。

他提出了这门学问的基本观点：关于命，关于仁。

他也指出了这门学问的基本方法：“仁者静”，“仁者爱人”，“下学而上达”，“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通过静，与天地相通。通过爱人，与人相通。

只有见天地，才能见众生。也只有见众生，才能见天地。

在与天地，与他人的连接当中，我们认识自已，成就自已。

儒家这门学问，不能只是调动头脑，而必须投入整个身心。生命是身心一体的事。如果不投入整个身心去感受，如何能够知道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活动头脑得来的东西，永远如盲人摸象，只及局部，不见整体。

只有我们对自我的身心进行整体性的反观自照，我们才有可能认识身心更为本质的规律，看到它发展的脉络。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是一定会首先触及自已的情感、心理这个层面。

而这直接与我们所处的人际关系，尤其是最为亲近的人际关系：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关系有关，但也和更远一些的人际关系有关，包括与朋友，与政府，与我们所处的整个社会的关系。

所以情感、心理层面的问题必然同时也是伦理、道德的问题。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儒家会如此重视伦理道德。

重视伦理道德和重视客观知识，重视修身成人和重视对客观真理的探索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生命之一体两面。“仁”必须要有“智”的配合，才可能真正成“仁”。

儒家本身即内涵求知的要求，内涵探索万事万物之理的要求，与科学并不矛盾。只是儒家的这一面相于明末清初刚刚开始发展，即因为各种外因被强行打断。

情感和心理的自我陶冶和打磨，道德上的自我训练，能够让人变化气质，脱胎换骨的。在这方面有意识地下功夫的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来越呈现出精神的气质，呈现出不一样的生命的质地与光彩。这里既是学问，也是工夫。

只是其中的道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道德的修养和知识的追求，对生的执着和对死的超越，是互不相干，还是一体两面，这样的问题在孔子时代还没有那么清晰。在此后历史的进程中，这些问题以各种形式对一代代的儒家学人提出挑战，要求澄清。儒家思想也因此不断更新和发展，就象物理学、数学这些学科的更新和发展一样。

本文只是想对儒家的发展脉络做最为简略的勾勒，所以接下来将直接跳到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对儒家的发展，以引出儒家在当今时代已经无法回避的下一个发展阶段——身学。（未完待续）